福利行政中，政府的福利管理权力与个人的福利权利相伴而生。
[8] 三权分立最初是立法权、行政权、外交权的分立，后来将外交权基本划归于行政权。洛克认为，执行权和外交权这两种权力，虽然本身确是有区别的，但是前者包括在社会内部对其一切成员执行社会的国内法，而后者是指对外处理有关公共的安全和利益的事项，其中包括一切可以得到的利益或受到的损害在内，但是这两种权力几乎总是联合在一起的。
在西方国家政治学和宪法中，普遍把元首权归入行政权之列。但我国宪法学界对国家元首制度的表述却发生了变化，集体元首已经很少有人提起，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元首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个人的作用，说明我们此时也意识到那种完全标榜集体元首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假借集体的名义而行个人专断之实的事例太多了，以致让人们对那种言不由衷的解释、那种处处高举集体主义大旗而实际上完全是个人专制的极左思维多少有了一点反思。[19] 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15页。议会的立法权和元首的公布法律权共同行使才能使法律真正生效，但我们只能因此说一部法律要生效需有议会和元首的配合，二者都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他们的权力，但他们行使的仍然是各自独立的权力，且是不同性质的权力。第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35] 在实践中，国家主席职权的虚与实也视具体担任国家主席职务者的情况不同而有所不同，如80年代国家主席基本上是虚权的，90年代后逐步转向实权。[28]笔者认为，1982年宪法与1954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的性质的规定，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1954年宪法规定的是集体元首，1982年宪法规定的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的元首，那么至少应该有相应的条文做依据。所以，就以往的经验来看，我国目前无需借助宪法修正案来降低修宪的难度。
[43]当宪法文本确实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时，修宪和释宪便成为必然的选择。而实际上，修正案第二十九条却旨在以紧急状态来代替戒严。[15]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2年第五号。（三）他山之石为何难以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因为美国宪法同样是由来自我们历史内的不同时期的元素所构成。[17]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38页。
例如，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九条若仅写作：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人紧急状态，该条修正案的意旨就被完全改变了。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应当仅写作：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近年来，我国修改宪法的频率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其三是对这两种规定具体位置的表述，意在指明宪法条款在宪法序言中所处的自然段和句以及在宪法正文中所处的章、条、款和项。
当时的局势难以使代表们对宪法和国家的未来抱有足够的信心，他们对于宪法能否在短期内免遭否弃尚且心存疑虑，[23]更加难以奢望通过宪法修正案来确保宪法的稳定和权威了。[22] 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制宪之后的一个时期，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于是否应当频繁地修改宪法这一问题也仍然存在巨大的分歧。[42] 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46] 本文使用互斥这一概念来描述新旧宪法条款之间在语义逻辑上相互排斥、不能兼容的情形。
但这一政治惯例最近被打破了，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之间的五年没有再度经历宪法的修改。即便是在39名签名赞成的制宪代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草案的部分内容有所保留。
然而，在历经局部修改之后，这部而立之年的宪法却并非总是以同一面目示人。若宪法修正案的数量增长过快，对宪法条款的修改幅度过大，读者在查阅宪法的现行规定时往往需要在已有一定篇幅的宪法原文和尾大不掉的宪法修正案之间反复比对，殊为不便。
严格地说，我国并不存在能够据以确定宪法标准文本的官方出版物。然而，较之于上文所述的另一进路，这一进路将面临更为复杂的问题。在部分学者看来，全面修宪和部分修宪的区别有二：第一，宪法修改机关是否通过或者批准整部宪法并重新予以颁布。基于两种不同的文本选择，本文尝试提出以下两条进路。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一般仅含有因更改、增加而生效的规定。[44] 劳伦斯·却伯教授曾指出：司法审查本身就是一项超越文本的实践。
然而，由于中美两国宪法在文本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效果并不理想，宪法修正文本遂得以产生并普及。[9] 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2004年3月8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4年特刊。
基于这一独具匠心的设计，修宪者无须就所有系争的问题均达成合意再提出一揽子的宪法修改方案。[39]另外，受到这种思维的影响，我国民众有可能将修宪视为一种常态的宪法实施机制，与此同时，释宪机制的构建和运作则迟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譬如，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三条应当仅写作：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24] 却伯：《看不见的宪法》，田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70页。
[12] 根据这一回顾，在修宪方式上师法美国——通过宪法修正案来修改宪法——应当是修宪者们在当时所形成的一个共识。就美国宪法的原文而言，宪法条文是以逻辑顺利排列的。其四，较之于美国的宪法修正案，我国宪法修正案更多地涉及对既有宪法条款的更改。[10] 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回顾》，《中国人大》2002年第21期。
五、结语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7] 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当天，《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同时刊登了宪法原文、四次宪法修正案和最新的宪法修正文本[8]，这一点很容易使人感觉到两个宪法文本在正当性上不分伯仲，而实则不然。
问题在于，我国应当选择哪一个文本作为现行宪法的标准文本，另外，如何保证这一文本兼具正当性与实用性。尽管如此，一旦我国选择宪法原文及修正案作为宪法标准文本，减少修宪甚至长期停止修宪无疑是必要的。
（一）我国采用宪法修正案的用意 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的修改均未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形式。这时的宪法修正案应当引用的是先前有效的修正案。
宪法规范在具体调整社会现实时必然与具有动态性的社会现实发生矛盾与冲突。因此，重新通过宪法文本仅仅是一种形式。另一方面，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修改宪法具备前述三个方面的功效。不仅如此，由于宪法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其文本应具有比一般法律文本更强的可信度。
在美国，有关宪法的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和学术研究甚为发达，宪法宣传早已深深浸润于公民教育之中，公民群体的宪法意识较高。因此，仅有经过全国人大以特定多数通过的宪法文本方才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
后者反对后世轻易和频繁地修改美国宪法，在其看来，该宪法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和理想的社会愿景，应置于人们不易触摸到的地方。至于我国宪法原文及修正案在实用性方面的不足，则主要有待于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改进。
宪法修正文本 一、何去何从：我国同一部宪法的两个文本 素有改革宪法之喻的现行宪法被公认为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43] 现行宪法的通过及其四次局部修改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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